我最近读译著时，常有一种奇怪的经验：明明每个字都认识，却不知道这句话到底在说什么。起初我会本能地怀疑自己：是不是原书本来就难？是不是相关知识我还没掌握？是不是作者的思想太复杂，所以我一时没有读懂？但反复对照和拆解之后，我越来越觉得，很多时候问题并不在读者，也不一定在原书，而在译文。更准确地说，问题不只是译者有没有看懂外文，而是译文有没有用中文把意思说清楚。
这件事值得特别说出来，是因为一般读者在读译著时，往往很容易先怀疑自己。一本书既然已经出版，译者又看起来懂相关领域，读者就容易默认：书应该是对的，译者应该是专业的，如果我读不懂，大概是我知识不够、理解力不够，或者这门学问本来就艰深。可实际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很多时候，读者面对的并不是原书本身的难度，而是译文额外制造出来的难度。原文也许并不复杂，但经过生硬、绕口、缺少逻辑过渡的中文表达以后，就变成了让人难以理解的文字。
我在读《非暴力沟通》时有这种感受，在读《随机漫步的傻瓜》时也有类似体会。两本书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一本谈沟通、感受和需要，另一本谈随机性、市场和认知偏差，但它们的中文译文都让我反复遇到同一种困难：有些意思本来可以讲得很清楚，却被一种翻译腔很重的中文弄得复杂起来。这使我开始意识到，翻译的问题未必总是出在“外文没读懂”，也可能出在“中文没写明白”。
很多人谈翻译质量时，通常首先怀疑译者的外文能力：是不是英文没有读懂？是不是专业术语没有掌握？这些问题当然存在。但还有一个更基础、也更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译者是否真的会写中文？是否有能力把一个复杂但清楚的思想，重新组织成自然、准确、有逻辑的中文？这个问题之所以容易被遮蔽，是因为中文对许多译者来说是母语。人们往往默认，既然中文是母语，那中文能力就不会有大问题。可事实上，会说中文，不等于会写中文；能用中文进行日常交流，不等于能用中文处理抽象概念、复杂逻辑和细微语义。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误区是，人们常常把“懂某个专业领域”和“能够翻译这个领域的书”混为一谈。一个人懂心理学、金融学、哲学，当然有助于他理解相关书籍，但这并不等于他能够翻译好这些书。专业知识解决的是“你是否大致知道作者在谈什么”，翻译能力解决的是“你能否把作者的意思转化成清楚、准确、自然的中文”。前者是理解门槛，后者是表达能力。一个人可能懂一些专业概念，却写不出好中文；也可能能识别术语，却不能处理原文里的逻辑关系、语气层次和句子结构。把这几种能力混为一谈，正是很多糟糕译文产生的原因之一。
《随机漫步的傻瓜》中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中文版里有这样一句话：“当市场已失去理性，别以为它不会变得更不理性，这样的想法显然被认为愚不可及。”这句话乍一看似乎能读懂，但仔细看就会发现它非常别扭。“别以为它不会变得更不理性”本身已经绕了一层，“这样的想法”又把前面的判断重新指代了一遍，最后再接上“显然被认为愚不可及”，整句话就变得笨重、曲折、指代不清。读者读到这里，很可能要停下来反复想：到底是谁愚蠢？“这样的想法”具体指什么？市场“已失去理性”和“不会变得更不理性”之间是什么关系？
正因为这句中文读起来不顺，我去找了英文原文。原文其实非常清楚：“Clearly, it is foolish to think that an irrational market cannot become even more irrational.” 这句话并没有复杂术语，也没有艰深思想，直译成自然中文就是：“显然，认为一个已经非理性的市场不会变得更加非理性，是愚蠢的。”它真正要表达的只是：市场已经不理性，并不意味着它不会更不理性。难点只是在于把英文里的否定关系顺畅地转化成中文。
这样一对照，问题就很明显了：原文清楚，译文却绕。译者没有把英文句子的判断关系转化成自然中文，而是保留了英文的曲折结构，又加上中文里不够利落的指代和判断句，结果把一句本来清楚的话翻得难以理解。这里制造障碍的不是金融知识，也不是塔勒布的思想，而是中文表达本身。
如果说这个例子说明“简单句子也会被糟糕中文弄复杂”，那么《非暴力沟通》的例子则更能说明：当原文涉及抽象概念时，中文能力不足会造成更严重的理解障碍。比如书中谈到 mourning 时，中文译成“哀悼”，并说它是“充分连结未被满足的需要以及因为自认为做得不够完美而引发的感受”。这句话从中文角度看非常抽象，读者很难一下子明白“哀悼”和“需要”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但拆开以后会发现，作者真正想说的并不复杂：当我们做了让自己后悔的事时，不要立刻骂自己“我真差劲”“我太糟糕”，而是去看见自己为什么难过——因为自己的行为违背了自己珍惜的需要和价值，比如尊重、关系、负责、成长。这里的 mourning 并不等同于中文通常所说的“悼念亡者”，而更接近“为自己没能活出珍惜的价值而悲伤、遗憾”。这个例子暴露的是术语翻译的问题：一个词如果只求表面对应，而不顾它在中文里的通常含义，就会把原本可以说明白的概念变得晦涩。
《非暴力沟通》中谈到愤怒时还有一句话：“如果我们能善用愤怒，视之为唤醒自己的报警器，意识到自己有一个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而导致我们生气的思维方式并无法使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那愤怒就是有价值的。”这句话从字面看，逻辑非常别扭。前面堆叠了一连串条件，最后突然得出“愤怒就是有价值的”，中间缺少必要的过渡。其实作者想表达的意思很简单：愤怒本身不能解决问题，但它可以提醒我们，有某个重要需要没有被满足；如果我们借由愤怒看见这个需要，并停止沉溺于指责他人的想法，那么愤怒就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个例子暴露的是逻辑表达的问题：原意并不难，难的是译文没有把因果关系和推理过程写清楚。
“策略”这个词也是类似的问题。中文里的“策略”容易让人想到谋略、手段、计划，但在《非暴力沟通》的语境里，它其实只是 strategy，即“为了满足需要而采取的具体做法”。所以“用清晰的、此刻可回应的、正向行动的语言来表述策略”这句话，按照中文直觉来读会显得很别扭；但如果改写成“把自己希望对方采取的具体行动，说得清楚、当下可回应，而且用正向语言表达”，意思就立刻明白了。这个例子暴露的是中文语感的问题：直译词看似准确，却并不一定能在中文里自然地传达原意。
说到底，翻译不是把术语搬过去，也不是把外文句子换成中文词语。真正的翻译，是要在中文里重新完成一次思想表达：原文的意思要清楚，语气要准确，逻辑要顺畅，读者读起来也应该像在读一篇成立的中文文章。如果译文做不到这一点，即使译者懂一些外文，也懂一些专业知识，最后呈现出来的仍然只是一种夹在两种语言之间的半成品。
这种问题最隐蔽的地方在于，它发生在母语内部。一个人外文不好，往往比较容易承认；但一个人中文不好，却很少会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中文是母语，人们便误以为它天然可靠。可是，真正清楚、准确、有逻辑地使用中文，从来不是一种本能，而是一种能力。